“5號302，曹阿姨，儂屋里廂親眷來電話了，叫儂明朝去吃喜酒……”“2號501，劉家爺叔，倷倪子長途電話來了，奧掃下來聽。”二三十年前，在上海里弄里，經常穿梭著一群阿姨爺叔，他們手拿擴音喇叭，身戴醒目的紅袖章，奔走著“通報”各家的來電信息，他們被稱為“公用電話傳呼員”。這一聲聲的傳呼聲中，夾雜著老上海里弄文化中的冷暖人情。
但隨著家庭電話以及手機的日益普及，如今在上海的街頭巷尾，這樣的公用電話傳呼亭已經難覓蹤跡。最近，在浦東大道2511弄小區門口，有網友發現一處建于1995年的老式傳呼公用電話亭，在一位87歲老人的守護下，這里保留了20年前的模樣。盡管人工傳呼的功能在十年前已經停止，公共電話機也從最初的4臺減少到了1臺，但依然不影響這里所收藏的屬于一代老上海人的公共記憶。
20多年前的公話價目表還掛在墻上
走進浦東大道2511弄，弄堂口這處不足3平方米的公用電話亭讓人仿佛覺得時光倒流——裝著鐵柵欄的木質窗框看上去已有年頭，窗外伸展出一塊小擱板，上面放著一臺橙色的公用電話機，除了忘帶手機的路人偶爾“光顧”外，大部分時間這里都略顯冷清。今年87歲的老人呂樹生是這個公用電話亭的看護人，他見證了這里的變遷。
1994年，呂樹生一家從浦西搬遷到了浦東大道2511弄，當時這里有200多戶居民，但家庭電話不普及，打電話要步行到1公里外的居委會所在地，方圓幾公里內就這么一部公用電話機，居民要打電話很不方便。一年后，居委會在小區門口搭建起一個小房間，4部公用電話機，3位專人值守傳呼，一張電話局頒發的公用電話承辦證，服務于社區內200多戶居民的公用傳呼電話亭就這么開張了。
呂樹生的老伴是最早的管理員兼傳呼員。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，是他們的工作時間，傳呼員必須熟悉小區內居民樓牌號碼的具體位置，接聽來電時，就按照“近接遠播”的規則進行傳呼，“住在前幾排居民的來電，不掛電話，等傳呼人員把居民喊來直接聽。住在后幾排居民的來電，掛掉電話，讓居民到了電話亭后再撥回去。這里會專門放個小本子用來記錄，誰打來的？電話號碼是什么？方便他們撥回去。”呂樹生回憶，節假日、過年前，通常是最忙碌的時候，傳呼員要馬不停蹄地在各家各戶和電話亭間來回奔走，連喝口水的時間都沒有，到了中午，傳呼員回家吃飯，家人就來“替班”。呂樹生就曾是其中一名“臨時”傳呼員。
“那個時候，大家打電話的時間都不長。干脆利落說上幾句就掛了，因為電話費不便宜。”在墻上懸掛著那個時期的“上海市公用電話價目表”，詳細記錄了當時的話費標準：市內通話0.5元/分鐘，國內長途電話1元/分鐘，講一通30分鐘的長途電話就得花上幾十元，是不小的開銷。“最高峰那幾年，一個月一部電話的賬單是300元，4部電話總賬單就要超過千元。”而傳呼員的收入則按“傳呼”次數來計算，傳呼一次3毛錢，基本每人每月收入能達到300元。
根據公開信息顯示，截止到1985年，全市共設立傳呼電話服務亭3257處，覆蓋1000多個居委會，傳呼人員達1萬多名，傳呼電話年話務量最高時曾達1億多次，占全市通話總量的10%，上海成為國內傳呼電話網絡覆蓋面最廣、服務最完善的城市。
公話生意冷清了，人氣卻依然很旺
走進這個不足3平方米的電話亭，角落擺放著一個三層高的大木架，上面擺滿了小物件，一包創可貼、一小瓶機油、一小盒螺絲釘、一卷玻璃膠，呂樹生說，這些都是在公用電話亭開張后，長年累月一點點添置起來的，為的就是能給周圍鄰居提供方便。
九十年代，上海進入電話大發展階段，家庭電話開始盛行，家家戶戶都排著隊去當時的上海市內電話局申請安裝家庭電話，1997年，全市安裝家庭住宅電話總量達到70萬部。呂樹生說，他們家是小區里最早用上住宅電話的家庭之一，隨著安裝電話的居民越來越多，從1997年開始，公用傳呼電話的“生意”也逐步冷清下來，電話傳呼員從最早3個人變成了2個人。公用電話亭的功能也逐漸由“打電話”向“社區文化中心”轉型。
呂樹生愛人曾經是產科醫生，退休后來到公用電話亭發揮“余熱”。做電話傳呼員不僅要熟悉每戶人家具體位置，熱心的她對家家戶戶的“家事”也有一定了解，誰家兒子戀愛了、結婚了，誰家遠方親戚來了，她都第一個知曉；誰家有了矛盾，誰家有老人生病了，她也會主動幫忙，時間一長，附近居民沒事就會聚集到傳呼電話亭，有人還主動搬來沙發凳。夏天時，大家聚在一起乘風涼，吹著穿堂風，搖著扇子，拉家常，人多一熱鬧，本該在晚上7點關門的電話亭常常要到8點以后人散了再打烊。“那個時候還沒有便利店，買個飲料不方便，我愛人就和居委會商量，買了一臺冰柜放在公共傳呼電話亭門口，居民納涼時，隨手就能買到綠豆棒冰、鹽水棒冰……”呂樹生說，生意好的時候，一年下來收入也有上萬元。冬天，老人們就聚在一起曬太陽，呂樹生老伴買了3部血壓計，免費給附近居民量血壓，“那個時候，除了社區居民，路過的人都排著隊來量血壓。”
盡管來打電話的人少了，但來往于傳呼公話亭的人卻不曾因此減少，人們在這里溝通情感、交流日常生活，這里成了記錄上海里弄傳統文化的一道獨特風景線。
公話亭里留住那一代人的記憶
“我接班有10年了。”10年前，呂樹生的愛人去世，傳呼電話亭的生意也日漸冷清，一個月的電話賬單不足50元，居委會曾建議是否就此結束電話亭的運營。但呂樹生不愿看著電話亭退出他以及他們那一代人的生活，一個人堅持著運營到今天。“那個時候，居委會不再將電話賬單轉交到電話亭來了，我等了兩個多月，發現沒有賬單，生怕停機，就去電信營業廳查，才知道拖延了1個多月沒有繳費了。從這以后，每個月不等賬單，我直接去營業廳交。”
呂樹生接手傳呼電話亭時，已經沒有來電，傳呼功能也就此取消。老人要做的就是，除了周六，每天從早上8點一直待到下午4點，為有急用的路人提供方便。“現在基本就是來上海打工的小青年給老家打電話，要么就是老人出門時忘了帶手機，遇到諸如家里煤氣灶忘了關、出門下雨忘帶傘了，給家里打個電話，關一關煤氣，送把傘下來等等，都是這一類的救急電話。”呂樹生說，一天最多的時候撥出二三十個。
在公用電話亭的桌子上高高堆起一疊硬幣，除了1元，還有不少是1角、1分，那都是打電話的人留下的。盡管這些分、角硬幣已經很難在市場上流通，但呂樹生還是頗為自得地說，作為官方認可的公用電話亭，這里至今保留著按規定收費的老傳統，他們依然嚴格執行市內通話0.2元/分鐘標準收費。”
繼承公用電話亭的事業，對呂樹生而言，如今更多的是一種“陪伴”和“貢獻”。有外來務工的年輕人拿著電話躲在角落和戀人說悄悄話，老人也會像看著自己孫輩一樣替他們高興；遇到身上沒有帶錢的孩子，或者在附近住院醫藥費不夠的病人，急需打電話向家人求助，老人也會著急幫忙，全然忘了收費。這樣的“損失”對老人而言是家常便飯，但他依然選擇樂此不疲地堅守。
在7月初的一個下午，弄堂口穿堂風很大，不少老人都搬出凳子坐在公用電話亭門口，聊著家常，公用電話亭內電話鈴響了，那是呂樹生的一個遠方親戚打來的。盡管家里的電話在十多年前已經裝上了，但呂樹生留給家里親戚的依然是公用電話亭的電話號碼，這么多年來一直沒有變，他說，他和老伴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留在了這里。
